商鞅的耕戰(zhàn)體制是讓秦國的戰(zhàn)爭潛力更大，而不是武力更大，商鞅變法后不僅僅是對庶民的剝削，是包括各個階層的，貴族、商人、地方豪強都逃不過（他甚至為了壓榨商人利益廢除了貨幣，后面惠文王才恢復(fù)，睡虎地秦簡金布律也側(cè)面體現(xiàn)了這一點）。后面秦軍該敗也會敗，但是就是容錯高，比如滅楚，二十萬賠進去下一次直接六十萬。
秦簡公-秦后惠公-秦獻公三代君主都已經(jīng)看到了秦國需要官僚化、土地私有化，秦簡公改革促進土地改革，官僚和平民解放，在魏文侯攻略河西中撐了下來。秦后惠公在這改革中，軍民一心，向南攻略漢中成功。秦獻公則是開始真正的削弱貴族，并開始重視外來人才，直接暴打三晉，收復(fù)河西，威震中原，秦國自一百五十年前秦景公以后，再度位列霸主之國的地位。
說白了就是土地私有化-土地改革-稅收改革，軍事、政治去貴族化-官僚化-平民化-削弱傳統(tǒng)貴族，同樣的，秦獻公到秦孝公時期，是把去舊貴族化和官僚化發(fā)揮到頂峰，促成了中央集權(quán)，同時達(dá)到了強軍和增加賦稅的目的。李斯《逐客諫書》中，主要目的是為了強調(diào)吸收外國人才的重要性，所以自秦獻公開始“奮六世之余烈”，因為確實是從這個時期，秦獻公廢除人殉過后，開始吸引外國人才的，正好歷經(jīng)了六代人，到秦始皇是第七代。
但是別忘了在秦獻公以前的秦簡公和秦后惠公的貢獻，算上這對父子，應(yīng)該是“奮八世之余烈”才對。這對父子頂住了魏文侯魏武侯以及三晉聯(lián)軍的壓力，并完成了初步的軍政改革，拓土漢中，李斯不提這對父子，其實還是有原因的。那就是秦簡公是秦懷公之子，是秦靈公的叔父，他通過政變篡了秦靈公之子——太子連（秦獻公）的位置，然后他的兒子，也就是秦獻公的叔父，秦后惠公又當(dāng)了秦君，這兩代君主盡管將秦國從深淵中拉了出來，但在正統(tǒng)性上很難說得過去。這兩代君主在史書上，是算在了“四代亂政”當(dāng)中的，可實際上這兩位是很牛的，于是“奮八世”就成了“奮六世”。
如果沒有商鞅+秦孝公的變法，秦國或許也會迎來變法，但變法很可能和申不害的差不多，或者秦孝公謀求不到比商鞅更好的變法，啟用了甘龍的舊法修改。而后，哪怕秦國“奮六世之余烈”，也不過和其余六國分庭抗禮。甚至還不如別國，因為如沒有商鞅的變法。秦惠文王時期就吸引不到張儀來秦，后秦昭襄王也不會有魏冉，范睢。甚至呂不韋的“奇貨可居”里，“居”的都不會是子異。武將就不會有司馬錯，王龁，白起，王翦，王賁等高級將領(lǐng)，秦軍的戰(zhàn)力不會高出別國一大截，秦將不會比別國厲害那么多，因為沒有商鞅的軍功制，這些底層百姓軍官就爬不上來，軍官都是舊貴族，那這些厲害的平民高級將領(lǐng)怎么冒頭？
商鞅的出現(xiàn)，且變法的成功，是秦國最大的幸運，是他+秦孝公變法的成功，導(dǎo)致了后續(xù)秦國文官縱橫家從不斷代。武將素質(zhì)普遍偏高，甚至還出了“殺神”白起，“推土機”王翦這種千古名將。因為第五級軍工就是個大篩子，經(jīng)過第五級篩子篩過的將領(lǐng)，實戰(zhàn)能力那是普遍偏高的。
秦國出現(xiàn)了商鞅，且變法成功，且自秦獻公開始“奮六世之余烈”，一直堅定的執(zhí)行秦律導(dǎo)致了中國這片大地上出現(xiàn)了大一統(tǒng)，而不是如歐洲那樣，明明一馬平川，卻分裂成那么多個小國。就是因為沒有出現(xiàn)如商鞅一般的狠人變法，使得某個國家持續(xù)強大到最后吞并周邊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