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寶雞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銅器何尊,因其銘文中的“宅茲中國”而聞名遐邇,成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與“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工程中,確立河南洛陽二里頭遺址為“最早的中國”及夏代中晚期都城的文獻(xiàn)依據(jù)。因此,“宅茲中國”與青銅器何尊成為標(biāo)榜河南洛陽“最早的中國”及二里頭遺址夏代中晚期都城歷史地位的救命稻草。
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12行122字,記載了周成王在其親政五年時,于新建成的東都洛邑對其下屬"宗小子"的訓(xùn)誥,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時決定營建洛邑(今洛陽),即"宅茲中國",與《尚書》中的《洛誥》、《召誥》等文獻(xiàn)記載可相互證,起到了證實補史的作用,為西周歷史的研究和青銅器的斷代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銘文記載了周成王繼承周武王的遺志,遷都被稱為“成周”的洛邑,也就是今河南洛陽這一重要史實,即“宅茲中國”,而銘文中的“宅茲中國”是“中國”一詞迄今發(fā)現(xiàn)的最早來源。以上這些陳述,是中國考古界與中國歷史界對何尊青銅器銘文歷史信息的一些固有認(rèn)知。但事實上,這些認(rèn)知是完全錯誤的,嚴(yán)重歪曲了何尊銘文的重要歷史信息與歷史價值。
何尊銘文原文為:唯王初堙(遷)宅于成周,復(fù)稟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茲乂民。’嗚呼,爾有唯小子亡識,視于公氏,有庸于天,徹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臨我不敏。”王咸誥,何賜貝卅朋,用作□公寶尊彝。唯王五祀。通過筆者對何尊銘文的深入研究,其中的重大歷史錯誤有如下幾項:
1、何尊青銅器所屬年代錯誤:何尊青銅器中的周王為周康王,而不是周成王。
周成王繼位時,因為年幼而周公行政七年,是眾所周知的歷史。何尊中的“唯王五祀”顯然周成王五年時,周成王還沒有成年行政,周成王也就不可能越過周公去直接訓(xùn)誡“宗小子”。能被訓(xùn)誡的“宗小子”,即使年齡不大,也是一位跟隨周王到成周的成年人并擔(dān)任了行政職務(wù)。在周成王五年,周成王還不可能訓(xùn)誡“宗小子”并陳述周武王的歷史故事。有研究學(xué)者根據(jù)何尊的典型器物造型,確定何尊為周康王五年的器物,當(dāng)是正確的。筆者完全贊同何尊為周康王時青銅器,銘文中的周王為周康王。
因此,這也就決定了中國考古界對何尊銘文的所有認(rèn)知,都是完全錯誤的。所謂成周為洛邑,洛邑為中國的所有認(rèn)知完全錯誤。
2、“宅茲中國”的斷句錯誤。
“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何尊122字銘文本身是沒有標(biāo)點符號的。當(dāng)一些學(xué)者看到銘文中的“中國”二字,為了凸顯其新發(fā)現(xiàn),下意識地就將“中國”二字固定在一起,標(biāo)榜為發(fā)現(xiàn)了最早的“中國”。于是,“宅茲中國”就誕生了,成為中國考古界的重要考古成果。而完全不去理會周武王原話的具體歷史與人文價值,“宅茲中國”成為周武王原話的最功利價值。
其實,“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為“余旗宅茲中,國自茲乂民”,才是周武王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所要表達(dá)的具有偉大家國思想的真實含義:周武王在攻克下“大邑商”后,即舉行祭天儀式,向天下及所有追隨者宣告“我要把我們的旗幟樹立在這個商王稱中的城邑(立中建國),讓周朝新國都以此可以安定天下民眾”。其中的歷史信息為,周武王決定建立周王朝的都城地方為攻克下來的商王朝的“大邑商”,也就是后來的東都“成周”。周武王以胸懷天下的雄才大略建立為民的國家,才是周武王要表達(dá)的意思,而不是周武王要居住到河南洛陽去就可以奴役天下人民。另外,語言對仗工整、語氣鏗鏘有力,體現(xiàn)出周武王的文韜武略,也是“余旗宅茲中,國自茲乂民”更符合歷史原意的最重要證明。
因此,“宅茲中國”的功利性解讀,完全是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毀滅性解釋,是完全錯誤的。
3、“堙(遷)”的錯誤金文考證,實際為“禋”字,為“禋祀”祭天儀式的含義。
《系年》第一章有云:“昔周武王監(jiān)觀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畝,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與何尊銘文的“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具有完全相同的歷史內(nèi)涵,是對同一歷史的不同記述。因此,何尊銘文“唯王初堙(遷)宅于成周”,實際為“唯王初禋,宅于成周”。歷史含義為周康王初次舉行祭天儀式而來到成周,如周武王當(dāng)年攻克大邑商時舉行的祭天宣言。
在此情景地點下,周康王初次在成周舉行“禋祀”祭天大典,向“宗小子”告誡周武王當(dāng)年取得天下的不易,要謹(jǐn)記先祖的辛勞,才是一個合情合理、符合歷史真實的原始?xì)v史?脊艑W(xué)家考證為“堙(遷)”,實際是為洛陽論證為“成周”做鋪墊,是一種篡改歷史的行為。
4、對“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的重大歷史認(rèn)知錯誤。
周武王在攻克下殷商舊都“大邑商”后,即刻在“大邑商”舉行“禋祀”祭天儀式,宣告商王朝的滅亡,新周朝的建立:并把“大邑商”作為西周王朝的東都國都,也就上后來的“成周”,以此安撫平定四方天下民眾。顯然,周武王所欽定的都城“成周”為“大邑商”就地,而不是到河南洛陽盆地荒無人煙的地方。后來,殷商頑民叛亂,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才在荒無人煙的洛陽盆地營建了“洛邑”城,成為河南洛陽有據(jù)可查的歷史起源。
因此,西周東都“成周”為殷商王朝的舊都“大邑商”,才是中國歷史的真實,而不是位于洛陽盆地。
5、將“成周”強解為“洛邑”的掩耳盜鈴、指鹿為馬行為。
在何尊銘文中,沒有一個字提及“洛邑”,或者與“洛邑”有關(guān)的歷史事件。但是,考古專家看到何尊銘文中的“成周”與“中國”,便迫不及待地將河南洛陽二里頭遺址=洛邑=成周=中國,將二里頭考古遺址定義為“最早的中國”。
西周歷史上,宗周、成周、洛邑是同時存在的不同地域的三座重要城邑。宗周是周氏族的發(fā)源地,地位相當(dāng)重要,是西周王朝的宗族所在地而稱之為“宗周”;周公“毖殷頑民,遷于洛邑”而營建了“洛邑”,以改造頑固不化的殷商頑民,以體現(xiàn)周王朝的文明,而不是像殷商王朝一樣把戰(zhàn)俘殺戮以祭天,同樣是西周王朝的一座重要城邑;“成周”是周武王攻克“大邑商”時,而確定下來統(tǒng)治殷商就地的西周都城,以統(tǒng)治管理東部地區(qū),成就了西周王朝的建立,而稱之為“成周”。因此,宗周、成周、洛邑承擔(dān)西周王朝統(tǒng)治的不同功能,各有其歷史價值與歷史地位。
從歷史的文獻(xiàn)記載來看,宗周、成周、洛邑分處不同地域,承擔(dān)不同作用。但是,為何當(dāng)今的考古專家不顧歷史,強行將“成周”等同于“洛邑”?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見到“成周”就備注為“今河南洛陽”,實乃是一件匪夷所思的行為。難道你們不知道宗周、成周、洛邑的歷史區(qū)別嗎?周平王東遷洛邑時,都沒敢自稱為“成周”,為何中國考古專家可以明目張膽地篡改歷史?篡改再多的“成周(今河南洛陽)”,也改變不了宗周、成周、洛邑的三城邑歷史。
總而言之,何尊青銅器因“宅茲中國”而聞名遐邇,中國歷史卻因“宅茲中國”而被篡改的一塌糊涂;何尊因其絕美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中國歷史卻因“成周”而變得越來越模糊;“洛邑”因“毖殷頑民”而鞏固了西周統(tǒng)治,“成周”卻因“洛邑”而不知所蹤;古人創(chuàng)造了中國歷史,今人制造出了最早的“中國”歷史。何尊青銅器的功與過,如何評說?孰是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