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夏朝更早的王朝：考古發(fā)現(xiàn)改寫認知，難怪尚書第一篇是《虞書》

所謂“尚書”，追述上古事跡之書，由四個篇章組成，后三篇為《夏書》、《商書》、《周書》，但第一篇卻是《虞書》，講述堯舜禹皋陶伯益后稷等人，比如《堯典》、《舜典》等。換言之，四個篇章對應的是虞夏商周，即尚書認為“虞”是與夏商周并列存在的王朝，比夏朝更早的中國第一王朝。

無獨有偶，翻開先秦典籍，常�？梢钥吹�“虞夏商周”的表述，《國語》講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呂氏春秋》記載“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商鞅曾說“周不效法商，夏不效法虞”等，都將虞朝與夏商周并列。

問題在于：史記將“夏”定為中國第一王朝，近代古史辨派直接否定虞朝，現(xiàn)代人大多認為虞朝是傳說，那么虞朝到底存不存在？其實，隨著現(xiàn)代考古的深入，如今已經(jīng)取得了一些重大發(fā)現(xiàn)。

陶寺遺址：帝舜之都？

根據(jù)史書記載，舜年輕時活躍于冀州的歷山、雷澤、河濱一帶，帝堯?qū)⒍�女嫁給他時，“堯厘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經(jīng)過考驗與考察后，舜輔佐帝堯二十年，最終帝堯禪位于舜，“舜攝政八年，堯崩”。

以當時交通條件來說，舜與堯必然大致處于同一時空，兩者關(guān)系極為密切，即舜族距離帝堯之都不遠，否則無法這么交流。

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位于山西臨汾襄汾縣的陶寺遺址，被譽為“最早的中國”，與史書記載的堯都，時間與空間都高度相似，因此如今普遍認為陶寺遺址就是堯都。

既然如此，帝堯禪位之后，舜都也在陶寺遺址？北魏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轉(zhuǎn)述應劭的觀點，認為“堯舜并都之也”！或者說，帝舜在自己地盤另建都城，距離陶寺遺址不遠？

舜都何在：古今考證

舜都到底何在，不妨看看古今的考證，比如以下三點：

首先，《竹書紀年義證》：“蒲版，舜舊都，其北有長版，為邑之險要，故曰蒲版。”唐朝李泰的《括地志·蒲州·河東縣》記載：“河東縣南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井及二妃壇。”唐時蒲州，就在今天的山西運城永濟市，兩者高速相距178公里，當然陶寺遺址與舜都的具體距離或短一些或更長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括地志》中曾經(jīng)提到，夏都斟鄩“在洛州鞏縣（如今鄭州鞏義市）西南五十八里，蓋桀所居也。”在此大概方位，考古果然發(fā)現(xiàn)二里頭遺址。

其次，學者考證認為：“古冀州”大致在黃河以東、汾河以西的晉南地區(qū)，距離陶寺遺址不遠。后來，可能隨著先民遷徙，就將“冀州”稱呼帶到了河北。上圖，是今天的汾河地圖，陜西與山西的邊界是黃河，但古代汾河有過改道。

總之，帝舜大致活躍于晉南汾河一帶，與括地志中舜都永濟市的區(qū)位比較一致。史書又記載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因此位于永濟市的舜都，應該是堯禪位之前的舜都，之后帝舜入主陶寺遺址。

第三，在山西運城地區(qū)，商周時期分別有過兩個虞國，反映出“虞”與此地的關(guān)系。紂王釋放姬昌之后，姬昌回來先是解決“虞芮之爭”，芮國大致位于陜西大荔，虞國位于山西運城。武王滅商后，將族親（古公亶父第二子的后代，泰伯奔吳的主角之一）分封在虞地，建立了虞國，就在今山西南部運城夏縣和平陸北一帶。

除此之外，汾水以西的區(qū)域，保留了很多與帝舜有關(guān)的文化，遠遠超過其他區(qū)域，比如地名上有媯汭、歷山等，其中媯汭溝一直有制陶制缸手工業(yè)，歷山上有一座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小型遺址等。

可見，史料與考古的跡象表明，舜更應該在山西運城一帶，位于陶寺遺址統(tǒng)治區(qū)域的一方諸侯（與帝堯或有血緣關(guān)系，屬于分封的諸侯），建都于永濟市一帶，后來帝堯禪位帝舜，就遷都于陶寺遺址。

虞舜之朝：存在百年左右

陶寺遺址考古顯示，該遺址面積280萬平方米，具有規(guī)�？涨暗某侵贰⑴c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觀象臺、氣勢恢宏的宮殿、獨立的倉儲區(qū)、官方管理下的手工業(yè)區(qū)等，統(tǒng)率周圍廣大的區(qū)域，被譽為“最早的中國”。

其中，位于洛陽的王灣三期文化，在距今4000多年時，突然攻入位于湖北天門的石家河遺址，同期毀掉石家河文化遺址20座城池，并以王灣三期文化取代石家河文化，這一現(xiàn)象與史書上的“禹征三苗”高度相似，因此王灣三期被認為是禹都所在。

換言之，由于大禹是帝舜臣子，因此帝舜的陶寺勢力，至少延伸到了河南洛陽一帶，甚至史書上也說過“堯舜征三苗”，可見陶寺遺址的勢力范圍，可能比我們想象的還要大。

除此之外，陶寺遺址分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持續(xù)200余年，考證對應的是帝堯時代，中期持續(xù)長達百年，即距今4100——4000年左右，考證對應的是帝舜時代，因此帝舜建立的政治勢力，大約統(tǒng)治了陶寺遺址百年左右。（注，堯舜或是部族、勢力名稱，或是延續(xù)很久的政治勢力中的兩個有名首領(lǐng)，不然帝王堯舜不可能統(tǒng)治那么長的時間）

由此可以判斷，帝舜建立的政治勢力，自身無比強大，在當時統(tǒng)率了很多部族，統(tǒng)治了龐大的區(qū)域，持續(xù)時間長達百年。因此，也就難怪先秦史書認可“虞朝”，將之與夏商周并列了。

最后，既然先秦將“虞”與夏商周并列，為何司馬遷卻認為“夏”是中國第一王朝？

原因在于：首先，春秋之后文獻散失，有關(guān)虞代的史料大量失傳，戰(zhàn)國之后的虞朝史又被諸子加工改造，可信性大大下降，司馬遷很難了解、描述虞朝；其次，先秦儒家將夏朝之前的歷史，描述為禪讓制，比如唐虞時的堯舜，理解為兩個帝王堯舜禪讓，司馬遷深受儒家影響，自然就不會將之視為“王朝”。

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司馬遷寫就千古巨著，但不代表他全是正確的，以陶寺遺址與先秦文獻來看，原始王朝——“虞朝”大概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