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滅亡這么大事 商朝為何只字不提 考古：商湯滅的不叫夏朝

商湯滅夏，這一歷史事件在西周以后的文獻記載中已經(jīng)被確認。周公在殷商覆滅之初，就在誥令中提到了商湯滅夏的事情，用以警示貴族并汲取教訓。此后，各種文獻如《呂氏春秋》、《史記》以及戰(zhàn)國諸子的著作都詳細記述了商湯滅夏的過程。例如，《墨子》特別提到了商湯在攻城前點燃夏都城墻西北角的火，破壞了城墻，順利進入城內(nèi)。

這說明夏朝的滅亡在當時是一件重大的事件，以至于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史學家們?nèi)匀磺逦�地記得這一事件。然而，如果我們想要尋找更直接的文字證據(jù)，例如商朝本朝的記載，就變得非常困難�！渡袝�》中提到：“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明商朝時期確實有專門的史書和典籍存在。

由于甲骨文已經(jīng)成為一種成熟的文字形式，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商朝為了有效地管理廣袤的領土，必然有另一套成熟的文書系統(tǒng)用于傳達政令和發(fā)布詔命，就像布帛文、竹簡文和金文一樣。司馬遷完成《史記》兩千多年后，甲骨文才被發(fā)現(xiàn)，但《史記》中關于商王世系的記載與出土的甲骨文相互一致，證明商朝確實有記載本朝歷史的史書傳世，并被司馬遷家族所閱讀。

然而，遺憾的是，我們現(xiàn)在所能看到的所有關于商湯滅夏歷史事件的記載，最早只能追溯到西周以后，都屬于后世的追記。其中不可避免地會摻雜編寫者主觀篩選和修改，其可靠性也受到一定的折扣。

難道是因為商朝距今太久遠，所以文字資料沒有得以保存下來嗎？就布帛和竹簡兩種載體而言，歷經(jīng)三千多年不被破壞、腐蝕并被發(fā)現(xiàn)和成功解讀的概率微乎其微。這也是我們通常解釋商朝未留下直接文字資料的主要原因。

然而，除了布帛和竹簡，商朝還有兩種保存良好的載體：金文和甲骨文。金文刻在青銅器上，甲骨文刻在龜甲和獸骨上。

盡管出土的商朝青銅器眾多，發(fā)現(xiàn)的甲骨卜辭也多達15萬片，但就商湯滅夏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而言，卻沒有任何直接的記載，甚至在殷商的金文和甲骨文中，都沒有一次提到過“夏”作為一個政權的專有名詞。

商朝之前，中國存在一個廣域的王權政治實體，這是不爭的事實。夏朝作為被商朝推翻的前政權，歷代夏朝的君主就成了殷商人眼中的鬼神。因此，他們可能會進行祭祀夏朝或夏后（夏朝君主稱后），這也成為可能的情況。

按照這個思路，臺灣的歷史學者蔡哲茂和大陸的學者王寧將研究重點放在甲骨文中是否可能出現(xiàn)已知夏后的任何記錄。然而，遺憾的是，盡管甲骨文中發(fā)現(xiàn)了“夏”字，但它所表達的意思是“人在烈日下”，并沒有出現(xiàn)具有政權含義的“夏”。

甲骨文的限制使得我們無法從中了解商湯的具體事跡和功績，甚至無法得知其他被隆重祭祀的夏朝先君和君王的事跡。我們只能通過祭品數(shù)量和祭祀規(guī)模來判斷被祭祀對象的地位高低。

這主要是由于甲骨文的限制，無法像后來的王朝祭祀開國皇帝那樣詳細記錄先帝的事跡。商朝史書的保存并不容易，而甲骨文則用于占卜和祭祀，并非用來記錄歷史，因此很難從中找到與夏朝有關的線索。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抖Y記·表記》曾提到商朝獨特的禮儀制度：“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由于甲骨文的祭祀用途，夏朝作為被商朝推翻的前政權的君主們在殷商人眼中成了鬼神。那么他們是否會帶來災禍并報復商王就成了商朝人非常擔心的問題，祭祀夏朝或夏后就成為可能的情況。

根據(jù)甲骨文的記錄，商朝人將夏朝稱為“西邑”。在甲骨卜辭中，出現(xiàn)了東土、西土、北土的概念，但卻沒有“東邑”、“北邑”、“南邑”等詞匯。因此，“西邑”的出現(xiàn)顯得非常突兀。在史書中，商朝也沒有“西邑”這個地理單位的記載。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的研究中，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被認為是夏朝晚期的都邑斟鄩。結(jié)合《清華簡》中的“（商湯）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等記載，似乎可以將西邑與二里頭劃等號。

然而，二里頭遺址并沒有出現(xiàn)任何改朝換代的跡象。根據(jù)碳14測定，二里頭遺址的絕對年代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20年之間，宮殿建筑和宮廷禮制在二期（前1680年至前1610年）發(fā)端，到三期（前1610年至前1560年）和四期（前1560年至前1520年）時，二里頭遺址的宮殿規(guī)模仍在擴大，并出現(xiàn)了多個院落。二里頭聚落的人口在二期至四期逐漸增加，貴族群體和為貴族服務的手工業(yè)作坊仍然存在，四期時制作的青銅器更加精良。

而偃師商城的碳14測定數(shù)據(jù)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600年，這也是夏商分界年的時間點。這意味著在偃師商城建造時，距離6公里的二里頭遺址仍在進行大規(guī)模的建設，持續(xù)到商朝統(tǒng)治后的數(shù)十年，完全看不出王朝更迭的跡象，更不用說《墨子》中提到的慘烈攻城戰(zhàn)了，因為二里頭根本沒有外城墻。

因此，根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和王朝更替之間的低關聯(lián)跡象，考古學家對夏商更替的時間點產(chǎn)生了爭議。有人主張夏商更替發(fā)生在二里頭二期或三期，有人則認為發(fā)生在四期晚期。

此外，在二里頭文化主導時期的鄭州商城建設以及晉南故地的東下馮遺址，與二里頭遺址相比，也出現(xiàn)了商文化的特征。

綜上所述，二里頭并不是夏朝的滅亡之地，也不存在被商朝進行燎祭的條件。

因此，甲骨文中的“西邑”和《清華簡》中的“西邑夏”群體，并不在二里頭。實際上，根據(jù)《左傳》的記載，夏桀駐扎在有仍之會（今山東濟寧南），攻打有緡（今山東金鄉(xiāng)），導致西邑被商湯攻克，夏桀被迫逃亡至南巢（今安徽一帶）。

綜上所述，盡管商湯滅夏的確是一件發(fā)生在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我們很難在現(xiàn)有的文獻和考古資料中找到關于商湯滅夏的直接記載。盡管甲骨文和金文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但要想準確還原這一事件的細節(jié)仍然具有一定的挑戰(zhàn)性。我們需要繼續(xù)深入研究，結(jié)合更多的證據(jù)，以更好地理解商湯滅夏的歷史背景和過程。